敦煌，絲路咽喉，文明交匯。自公元4世紀起，這里開始了10個朝代1000多年的開窟活動，形成了如今莫高窟735個洞窟、2000多身彩塑、4.5萬平方米壁畫的宏大規模。豐富的歷史遺存，不僅照見中華文明的悠久深厚，更折射出多元文明薈萃的絢爛景象。如今，這里正向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范和敦煌學研究的高地邁進。古老文化迸發新意，對外交往譜就新篇。

8月19日，由國家文物局主辦的“2024·石窟寺保護國際論壇”在甘肅敦煌舉辦。

文明互鑒

敦煌所指豐富，它是今天的縣級小城，也是包羅萬象的“人類敦煌”。而這，正因為“它不僅僅是敦煌”。

“敦煌保存了其他地方早已失傳的中古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等信息，又地處絲路咽喉。用敦煌的資料去研究絲綢之路，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比擬。”北京大學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榮新江說。

可以說，絲綢之路成就了敦煌。

公元前138年、前119年，漢武帝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被后世稱為“絲綢之路”的通道就此“鑿空”。為經營西域，漢武帝“列四郡、據兩關”。最西端的敦煌，成為漢王朝向西的重要門戶，西域通往中原的必經關口。

自此，敦煌逐步成為“華戎所交一都會”。漢、匈奴、鮮卑、回鶻等多民族在這里生活，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等多種宗教在這里并存。

透過敦煌研究院館藏文物，能夠更加直觀地感受敦煌這一文明交匯的路口：唐代的佛泥像、波斯薩珊王朝的銀幣、西夏文的木活字、銅十字架，還有用古藏文、蒙古文、敘利亞文、婆羅米文等文字寫成的各種文獻……

最負盛名的敦煌飛天，就是文化交融的成果。

在古印度文化中，就有以“天龍八部”中樂神“乾達婆”為代表的天人、天女形象。隨著佛教藝術的東傳，飛天“飛”到了中國，并與中國傳統神話中的仙人、仙女結合，形成了中國式的飛天。

“隨著藝術的發展，人們逐漸找到了使飛天騰飛的秘密，那就是要給它一個輕盈的身體，要有自然飄動的飄帶或衣裙，于是飛天們也紛紛穿上了時裝，飄帶加長，短裙換成了長裙。這樣一來就與印度飛天的面貌越來越遠，而這正是飛天走向中國化的開始。” 敦煌研究院黨委書記趙聲良說。

營建于西魏時期的莫高窟第285窟，則是多元文明融匯的集大成者。

抬頭望向窟頂，一千多年前沿絲路古道而來的顏料青金石，歷經滄桑仍然明麗奪目；一千多年前無名畫工的妙筆生花，久經歲月依然流暢如飛。

在這座“萬神殿”中，有佛、菩薩等佛教形象，有伏羲、女媧等中國傳統神話中的神靈，還有帶有濃厚中亞、印度、波斯甚至希臘藝術印記的諸多形象。

“來自不同文明和各種藝術元素，在同一種信仰觀念的感召下，匯聚在一起，最終造就了第285窟這一交融著多種文明神祇的藝術寶庫。這也給予今天寶貴啟示：同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不同文明、不同宗教完全可以和睦相處，共榮共存。”敦煌研究院副院長張元林說。

歷史印記

1900年，王圓箓道士在莫高窟清理流沙時，偶然發現一洞窟甬道有裂隙。破壁后，一個隱秘洞窟出現了。藏經洞就此石破天驚。

據不完全統計，這長寬各2米多、高約3米的方形窟室里，總共出土了敦煌遺書、絹畫、法器等超過6萬件文物。豐富寶藏讓藏經洞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其中多數文物，流失到英、日等10余個國家的30多家公私收藏機構。

百余年間，幾代中外學人探索不止。以藏經洞出土文物為重要研究資料的敦煌學，逐步成為“國際顯學”。

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曾這樣總結藏經洞出土文獻：一是，有獨一無二的新資料。很多讀書人的研究用書都是印刷的，很難見到寫本，藏經洞里面大多是失傳的寫本，特別珍貴。二是，資料“方面異常廣泛，內容無限豐富”，是古代社會文化的原始記錄，反映了古代社會多方面的真實面貌，是名副其實的文化寶藏。

較之壁畫彩塑，藏經洞出土文獻更為艱深。除了宗教文獻外，藏經洞還保存了經、史、子、集等經典，大量絲路各民族及地方文獻，以及不少佚失千年以上的古書。撥開歷史的迷霧，透過古人親筆書寫的墨痕，千百年前的歷史現場與生活細節被一一點亮。

史書中投降匈奴的西漢名將李陵，出現在藏經洞出土的《李陵變文》中：李陵率五千士卒與匈奴苦戰，拼盡全力后不得不投降。這份文獻創作于吐蕃占領敦煌時期，書寫者以怎樣的心境講出了這樣的故事，留給人無窮的想象。

《歸義軍衙府酒破歷》詳細記錄了從北宋時期213筆敦煌公務用酒的“流水賬”。透過這份酒賬單可管窺當時的社會圖景：敦煌商旅不絕，與回鶻、于闐等官方交流不斷；社會信仰佛教、祆教及自然崇拜，因此有各種“祭拜酒”“發愿酒”；民間活動也十分豐富，寒食節設酒，助葬亦有酒。

李白的《長干行》寫道“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青梅竹馬”一詞也由此而來。“敦煌文獻中多次提到兒童騎竹馬。如藏經洞出土的文獻《九相觀詩一本》中，描繪孩童‘竹馬游閭巷，紙鶴戲云中’。可見這一游戲在古代十分普及。”敦煌研究院研究館員楊秀清說。

古今相通的細節，更讓人觸摸到歷史的溫度，感嘆敦煌并不遙遠。

“一別兩寬，各生歡喜”來自藏經洞出土的唐宋時期離婚契約《放妻書》。藏經洞出土的唐代《全天星圖》被稱為“世界上最早的星圖”，描繪的1300多顆星星中就有人們熟悉的牽牛星和織女星……

科學保護

面對歷經千年的寶藏，如何讓它們走向下一個千年？答案便是，科技的力量。

行至莫高窟窟頂，遠望鳴沙山沙脊連綿，眼前草方格連續不斷。

風沙曾是莫高窟面臨的最大威脅。在莫高窟藏經洞外的墻壁上，一條條劃痕記錄著百年前流沙涌進洞窟的歷史。挖防沙溝、建阻沙木柵欄、利用化學方法固沙……半個多世紀來，保護工作者不斷嘗試新辦法防治沙害。

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館員張國彬介紹，由高立式柵欄、窟頂植物固沙帶、草方格沙障等構成的莫高窟治沙體系，有效減輕了風沙危害。如今，莫高窟窟前的年積沙量已從20世紀80年代的3000立方米降至不足200立方米。

走進敦煌石窟監測中心，每個開放洞窟的溫度、濕度、二氧化碳濃度、客流量等數據，顯示在一整面墻的大屏幕上。甚至幾百公里內的降雨、洪水、風沙情況，也在大屏幕上實時更新。

這套預防性保護監測預警體系，依托在窟區范圍內投放的600多個不同類型傳感器，實現了莫高窟大環境、洞窟微環境、文物本體、崖體、游客承載量等數據的實時采集和交互分析。它在及時預警潛在風險的同時，為開展預防性保護提供可靠數據支撐。

2020年底，我國文化遺產領域首個多場耦合環境模擬實驗室在敦煌研究院投運。

“實驗室分為夏季倉、冬季倉和風雨倉，可模擬-30℃到60℃、10%至90%相對濕度的環境。”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館員張博說，雨雪風霜是實驗室的模擬對象。從莫高窟等地取來的土石將經受各種氣象條件的考驗，從而揭示石窟寺風化的奧秘，有針對性地采取保護措施。

從2013年讀研時參與敦煌文物保護工作，到博士畢業后正式加入保護團隊，張博已將十余年青春匯入千年莫高。“以前為了做環境模擬試驗，需要在野外徹夜等雨、淋雨。如今，在實驗室就能精準控制雨量，模擬自然環境的變化。相關試驗結果，為預防性保護提供了參考。”

借助數字技術，古老敦煌變得妙趣橫生。

置身莫高窟，拿起手機，身披絲帶的九色鹿竟從壁畫中“飛身而下”。摸摸它，乖巧的小鹿還會輕扭身體，與人互動。點開手機中的“數字藏經洞”，用戶可一鍵“穿越”至晚唐、北宋、清末等時期，沉浸式體驗開鑿洞窟、封藏萬卷、重現于世等過程，與洪辯高僧等8位歷史人物進行互動。

走進“尋境敦煌——數字敦煌沉浸展”，佩戴好VR設備，“飛”起來看洞窟的夢想就能成真。高捧蓮花的飛天、手敲連鼓的雷公、邊飛行邊降雨的雨神……眾神觸手可及。“數字掃描、三維重建等技術，實現了對第285窟的1：1還原。趣味互動，提升了游客敦煌之行的體驗感。”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揚部部長雷政廣說。

擁抱世界

早在20世紀50年代，敦煌研究院就踏出國際化步伐，與美國、日本、英國、澳大利亞、法國等國家和地區的相關機構持續開展合作。共建“一帶一路”，則讓自帶國際基因的敦煌進一步擁抱世界。

近十年來，敦煌研究院專家多次前往伊朗、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國，開展絲綢之路古遺址的考察和交流。

“立足敦煌看絲路。”敦煌研究院敦煌學信息中心主任宋焰朋介紹，2017年以來，他們先后開設了“從巴米揚到敦煌”“阿旃陀與敦煌”“從波斯波利斯到敦煌”“從撒馬爾罕到敦煌”等系列研究班，持續探究敦煌與絲綢之路的聯系。相關研究不僅發現了不同文明數千年間的遙相呼應，更增進了國內外學者的交流互動。

從學術研究到更廣闊的天地，敦煌的當代價值正在進一步拓展。

今年3月，法國巴黎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舉辦了“跨越時空的遇見——中國傳統服飾國際時尚傳播展演”之敦煌復原服飾展。身穿石榴裙、肩披帔巾、腳踏笏頭履的“唐代女子”緩步徐行，仿佛穿越歷史向人們走來。

“敦煌文化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代表，開放包容的敦煌文化更容易在法國人當中引起共鳴。”北京服裝學院敦煌服飾文化研究暨創新設計中心執行主任崔巖說，希望海內外設計師能從敦煌服飾文化中汲取養料，助力全球時尚產業的豐富與發展。

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東亞文化之都”活動、敦煌文化環球連線、“讓世界走進河西走廊——外交官看中國甘肅行”等平臺的搭建，讓更多外國友人了解敦煌，在文化交流活動中溝通民心，讓敦煌文化在全球廣泛播撒。

“文明交流互鑒正是人類故事的核心。沒有任何一個文明可以獨自存在。沒有彼此，我們無法應對世界上的許多問題。”6月曾前往敦煌的約旦駐華大使胡薩姆·侯賽尼表示，交流豐富了敦煌的文化層次，莫高窟的壯麗正是中國對不同文明開放懷抱、積極交流和互動的結果，這是文明開放的宏偉典范。

敦煌研究院院長蘇伯民介紹，絲綢之路沿線有大量土遺址、石窟寺等，對其的保護正是敦煌研究院的優勢領域。下一步，他們將持續聚焦國際前沿和國家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重大需求，以文化遺產科學保護和有效利用為使命，持續加強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交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