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城市深刻影響了文學的生產和傳播機制。正是城市，推動了傳統文學中雅俗區分的解體，促生了一種兼容文字和視覺圖像等多種媒介的綜合性“文學文化”的興起。

就報刊媒介而言，近代出版業取代了傳統的私人書坊，文學載體從圖書轉變（或部分轉變）為報刊，文學/文化市場形成，不僅改變了文學觀念，也影響了文學的內容和形式。出版機構采用新式印刷技術，降低了成本，加快了出版速度。尤其是照相石印技術的傳入，實現了對圖文原本的機械復制，在傳統典籍、通俗文學、報紙雜志、金石書畫的出版上發揮了積極作用。

1867年在上海成立的土山灣印書館在光緒初年就掌握了照相石印術。1878年英國商人美查購買石版印刷機，創辦點石齋書局，出版了大量照相石印的書籍和圖像復制品，1884年創刊的《點石齋畫報》就是石印本。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上海的石印出版機構有188家，以國人自辦的書局居多。而出版領域的最大變化就是報刊大量涌現，既開創了城市的公共領域，又推動城市文藝和文化生產進入“全球想象圖景”。

報刊雜志主導了近代文學的潮流

報刊與近代文學關系密切，體現在報刊匯集了文士，提供了主要的發表渠道。而且，報紙的文學副刊或專門文學雜志主導了文學的潮流。1872年，美查在上海創辦《申報》。《申報》創辦伊始就在新聞傳播這一主業之外，拓展了“文藝?？?，包括《瀛寰瑣紀》《四溟瑣紀》和《寰宇瑣紀》等，還出版了《申報》館叢書。近代第一部翻譯小說《昕夕閑談》1873至1875年在《瀛寰瑣紀》上連載，譯者蠡勺居士就是申報館首任主筆蔣其章。

《申報》的編輯和作者主要是上海及周邊的江南文士，他們發表的詩文小說往往具有寫實傾向和時代特點，為日新月異的城市生活留下記錄。1911年，《申報》副刊《自由談》創立，其“游戲文章”有效發揮了社會批評功能，同公眾分享某種價值和情緒，切入都市文化機制。1913年，在清末新聞和小說領域都有很大貢獻的陳景韓也加入《申報》擔任主筆。《申報》通過發表文學創作、出版文學讀物，將文士組織起來，形成了一種以“文學”為中心的新的關系形態。

1904年，狄楚青在上海創辦《時報》，主筆陳景韓在報紙上開辟“時評”專欄的同時，積極推動小說創作。1914至1918年，包天笑又主編《時報》的《余興》副刊，“凡種種滑稽游戲、雅俗共賞、趣味豐富之件，為本部所專掌”，集中呈現新聞以外的文藝作品。另一家大報、創辦于1893年的《新聞報》，在清末也設文藝副刊《莊諧叢錄》，由南社成員張丹斧編輯，主要刊登南社詩詞與笑料。1914年嚴獨鶴將之改為《快活林》，除連載小說以外，設有“諧藪”“筆記”等欄目。

此外，近代上海還誕生了很多小報。比如，李伯元于1897年辦的《游戲報》，“或托諸寓言，或涉諸諷詠，無非欲喚醒癡愚，破除煩惱”，被稱為“小報始祖”。范伯群認為：“以《游戲報》為代表的小報群是通向譴責小說的一座引橋。”

作為一種文化商品的小說

在清末民初，共出現了兩次文學期刊的熱潮。第一次大致在1902至1907年，且尤為重視刊載小說。這種繁盛與其說是受到清末梁啟超等人“新小說”理論倡導的影響，不如說是得到了報館、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出版機構的鼎力支持，而它們這么做，正是因為看到了城市中市民讀者的閱讀興趣和需要。

讀者閱讀小說可能是出于獲取新知、安頓情感、感受時尚、追求城市生活或單純消閑娛樂等多種目的，在城市中，小說已成為一種必不可少的文化商品。近代小說家往往作品多，小說篇幅大、題材集中、故事雷同，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同時，小說也呈現出一種媒介性和綜合性。比如，《海上花列傳》“穿插藏閃”的敘事筆法，與小說最初在《海上奇書》上連載這一刊載形式有一定關系，更與報刊連載帶來的“共時性”和“打斷”的閱讀習慣相適應，而“平淡而近自然”的風格也或許得益于小說對城市經驗采用了一種“照相寫實主義”?！逗Ｉ蠅m天影》在講言情故事的同時宣傳新知，頻繁出現知識文本的段落，具有某種“百科全書”性質，就表明在寫作上遵循一種媒介的邏輯。

梁啟超曾反思報章體例對小說創作的影響：“一部小說數十回，其全體結構，首尾相應，煞費苦心，故前此作者，往往幾經易稿，始得一稱意之作。今依報章體例，月出一回，無從顛倒損益，艱于出色?！边@是從限制的角度指明連載對文本質量的影響，但版面字數、懸念要求等也會促使作者尋找新的敘事技術。報刊連載形式以及時效性講求，又有助于引起關注，“時效性與‘當下言說’的市民文化心理需求的契合，成就了書局和報館對利益的最大化訴求”，促進流行文本的生成。

稿酬制度與職業化作家

就文學主體而言，城市推動了職業化作家的產生，越來越多以文學寫作為業的作者成為最普遍的文學生產者。正如列文森所言，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是一種“業余文化”的典范，“學者純文學式的教養是一種與他因此而有資格處理的公務相分離的學問”。也就是說，文學閱讀和寫作主要是作為教養和興趣，而不是一種專業化和職業化的行為。但近代以來首先在通商口岸城市里，出現了最早一批職業化作家。他們游離于科舉之外，與西人合作，進入書局（如墨海書局）譯介西書、鉆研格致之學，或者進入報館擔任編輯、主筆或記者。

1875年，申報館開始招聘專職記者，并承諾“薪金”“從豐酌送”，一種新職業開始浮現。同樣從這一年開始，申報館首次向文人征求小說排印售賣。稿酬制度有效保障了作家權益，推動了小說興盛。梁啟超的《新小說》雜志明確公布了稿酬標準，創作每千字從4元到1元5角四等，翻譯每千字從2元5角到1元2角三等。報館在拓展掙錢的門路，也為文人創造種種新的可能。這批新式文人擅長跨文體寫作，往往兼及筆記、小說、報章評論等。

而在科舉廢除之后，以寫作和翻譯作為城市里新的謀生之道的文人就更多了。1910年，清政府頒布了《著作權律》，稿費和版權得到法律保護，這更保障了職業作家的生存?！缎≌f月報》創刊時，“征文條例”中規定了四等稿酬：“甲等每千字五銀元，乙等每千字四銀元，丙等每千字三銀元，丁等每千字兩銀元?！绷旨偡g小說，商務印書館的稿酬也是每千字五元。周瘦鵑家境貧寒，1911年他的劇本《愛之花》在《小說月報》上發表后，得到14塊大洋，全家為之欣喜。稿酬制度至民初趨于穩定。稿酬既提供了保障，同時也使得作家和編輯更加受限于出版商。簡言之，他們在商業機制中重塑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文學主體的另一個變化是，文學創作和接受不再局限于作家和讀者，編輯、出版商對文學有了深刻的介入和干預。前文提到報刊連載小說，連載為作者和讀者的互動提供了可能，小說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可能就要考慮讀者閱讀趣味和接受程度，做出種種調整。

傳統的詩文高高在上的地位被顛覆了

就文類秩序而言，城市促進了文類秩序的更新。傳統的詩文高高在上的地位被顛覆了，小說戲曲的價值得到空前地肯定。文章不再謹守唐宋古文或八股時文的藩籬，像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的文章，打破了古文定式，引入新名詞和新文法，條理清楚、感情充沛，或如陳景韓開創的隨事賦形的“時評”體，在讀書人中相當風行。在小說類型上，譴責小說、科幻小說、偵探小說、狎邪小說、言情小說等都比較繁盛。這既與城市生活現實的刺激有關——這些小說表征了當時城市市民在政治、科學、正義、情感等方面的想象與焦慮；也是全球文學流動的結果——翻譯文學的選擇成為作家創作追慕的對象和資源。

譴責文學不僅批判荒唐的世道，而且以一種對丑怪的耽溺表達出懷疑與虛無。科幻小說雜糅古今中外的科學與神話，暢想坐氣球開拓月球殖民地或是運用電能改造社會、建立大同世界。偵探小說重在正義擔當，“福爾摩斯探案”系列或“亞森羅蘋”系列的翻譯，程小青“霍桑探案”系列的創作，既是對城市生活的匿名性和風險性的揭示，又表現了通過知識占有和邏輯推理完成對城市的重新掌控和秩序感的重建。狎邪小說引領讀者深入城市欲望世界，彰顯城市如何發揮著核心作用。誠如王德威所言：“韓邦慶只有在呼喚這個城市（指上?！咦ⅲ┠Щ盟频拿謺r，才能啟動他筆下愛與欲的傳奇?！毖郧樾≌f則聚焦城市青年在愛情和婚姻上的浪漫與哀愁，精準握住了新舊嬗變之際個性解放與束縛的沖突，打造了一個“感傷的共同體”。這些流行的小說文類體現出現代城市生活經驗與感覺的某種賦形。而出版機構的策劃和運作則加劇了特定小說類型的生產與傳播。

在戲曲戲劇領域，上海在近代戲曲革新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04年陳去病、汪笑儂在上海創辦《二十世紀大舞臺》，倡導戲曲改良。1904年汪笑儂在春仙茶園上演《瓜種蘭因》，以波蘭亡國歷史為背景，影射晚清中國社會危機。這是京劇舞臺上第一個“洋裝新戲”。1908年新式劇場新舞臺落成，采用鏡框式舞臺，演出了《新茶花》《黑籍冤魂》等，開啟了海派京劇之先聲。

海派京劇重視舞臺設計、燈光和服裝，突出視覺效果。民國初年梅蘭芳來上海后，深深意識到“上海舞臺上的一切，都在進化，已經開始沖著新的方向邁步朝前走了”?；氐奖本┎痪茫蛦恿诵聭虻木幯荨Ｌ貏e是排演時裝新戲，就是向海派京劇的方向靠攏。1920年，梅蘭芳在上海走上銀幕，由商務印書館影戲部拍攝了《春香鬧學》和《天女散花》的戲曲影片?！缎虏杌ā贰逗诩┗辍返膱D畫在1909年《圖畫日報》上刊載，被冠以“世界新劇”之號，“新劇”之名由此為大眾所知。與此前由上海圣約翰書院演出的《官場丑史》一類“學生戲一起”，共同成為“新劇”的源頭。進入民國，新劇再度興盛，劇本主要靠翻譯國外戲劇和小說改編，而改編多來自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新劇家和通俗小說家合作日漸密切。同時，新民社與美國亞細亞影戲公司合作，把文明戲《難夫難妻》拍成電影。1914年民鳴社辦的《新劇雜志》問世，綜合性文藝刊物也常有關于戲曲的評論。可見，戲曲戲劇與小說、電影密切互動，并借雜志平臺擴大影響，這種媒介融合凸顯出城市消費文化進一步拓寬了文學的邊界。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