滂沱大雨中當上了《醬園弄·懸案》的首批觀眾。作為受測白鼠之一，先匯報三點個人看法：1.值得看。2.有遺憾。3.個人對下半部的期待值更滿。

需要提醒的是，為了說清楚問題，本文的劇透比例不少。盡管我不覺得這是一部怕劇透的電影，但介意的觀眾現在就可以把窗口關上了。

一

盡管《醬園弄》分成兩半之后，在上部加了個“懸案”的副題，但其實此案并不太“懸”。

畢竟，這類有真實案件作為底本的作品，大半的故事早就被歷史給劇透了。

從歷史檔案看，醬園弄殺夫案的案情不算復雜，有明確的兇嫌（與《開膛手杰克》或者《黑色大麗花》那樣的真正意義上的“懸案”有顯著區別），也有從逮捕到判決再到大赦的清晰軌跡。

所以經典的懸念公式——“猜猜兇手是誰”不可能成為故事最重要的動力，編導也無法利用釋放“負信息差”（刻意讓觀眾掌握錯誤的或者無用的信息，干擾他們對于真相的判斷），最終在揭曉正確答案時激發觀眾的爽感。

詹周氏有沒有殺人？到底是怎么殺的？

與其說編導將這兩個問題作為本片的懸疑機制，倒不如說是在用它們“懸置”動蕩年代（1945年3月）的世態人心。

第一幕，分尸的血，透過天花板，一滴滴落在樓下算命瞎子的臉上，這還只是尋常的類型驚悚；但瞎子臉都不抹一把，就徑自穿過幽暗的弄堂（路上還跟阿嫂吐槽了一句樓上滴水），在大街上被太陽照得滿頭血光——這一幕的簡潔、兇狠與戲謔（盲人對“血”的無視），從視覺直抵肺腑，進入隱喻層。

后來，從詹周氏視角出發的閃回，她被當街家暴，從石階上一步步拖下來。在邊上小吃攤檔圍觀的是沉默的大多數。

他們臉上的表情，與看不到淋漓鮮血的瞎子，沒什么兩樣。

與之配套的視聽符號俯拾皆是：老式弄堂里的奇特空間，瞎子用來給詹周氏算命的那團亂麻，舞臺上根據殺夫案改編的“文明戲”里那句撕心裂肺的臺詞（“那只頭在哪里？”），解剖臺上過于觸目驚心的尸塊，女囚行刑時一個接一個喊出的號碼——每個號碼給一個鏡頭，對應一聲槍響。

凡此種種，都是與情節的懸疑性若即若離的元素，卻是看完全片以后鮮明浮現的記憶點。

這奠定了《醬園弄》的基調：殺人案是在時代大潮中顛簸而行的一條破船。船過處，多重視角下卷起的浪花，蕩開的漣漪，才是陳可辛想抓住的瞬間。

二

既然是多重視角，那同一個故事就有不同的講法。看起來，最順理成章，最容易簡化，也最適合當下語境的故事線，顯然是女性的困境與抗爭。

因此，我們看到，詹周氏在案發前被丈夫詹云影虐待，案發后被警探薛至武壓迫——在她的幻覺中，這兩個男人的陰影，不時交融在一起。

為了加固這個故事的形態，編導甚至動用了近乎漫畫式的重場戲：

審訊室內，野豬咆哮，詹周氏倉皇間扔下菜刀，攀援扶梯求生；樓梯頂，薛至武的臉上疊著詹云影的臉，其恐怖恫嚇的效果壓倒了下面的野豬，以至于驚恐萬狀的詹周氏寧愿節節后退，躺平赴死……

這一幕視覺奇觀，符號的效果十分強烈，但是否過于強烈，是否適合實拍（作為幻覺或夢境會不會好一些？），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于我而言，這場戲還是過火了那么一點。

詹周氏是目不識丁的家庭婦女，何以堅決翻供，最終又如何翻案成功——這是檔案的黑洞，也是虛構的起點。

在本片中，編導沒有從事實層面設置迷魂陣，而是選擇將重點落在自（獄）外而（牢）內的傳播鏈條上。女作家西林為被告辯護的文章成了撬動巨石的杠桿，但劇作聰明地為這個動作提供了一個支點：詹周氏的獄友王許梅。

在很有限的篇幅里，劇本刻畫王許梅的敘事效率，是整部影片中最高的。從簡短的對話中，我們可以大致拼接出她的身世：

念過書，走過江湖，被男人騙過，也騙過男人；

入獄是因為終日周旋在偽政府的男性世界里，陷入復雜的政治旋渦；

深諳十里洋場的游戲規則并因此而自得，哪怕坐進死牢仍然氣定神閑地展開自救，與獄卒康忠良的錢色交易，以及從外國嬤嬤那里搞來的懷孕證明，是讓她篤定的“雙保險”；

順便，她還從報紙上找到了可能幫助詹周氏脫罪的輿論工具，教會她認重要的字（自己的名字），說關鍵的話，看到“女人休掉男人”的可能。

惟其如此，王許梅這個人物弧光的最終落點，才更令人震驚與唏噓。機關算盡之后迎來的是時局急轉直下之后的滅口式處決。

而在此之前，王許梅剛剛讓詹周氏吃到了心心念念的奶油蛋糕，領著一眾獄友齊唱了一段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

這段戲，王許梅整個人先是沐浴在高光中，旋即滑入深淵。對于墜落的速度，編劇寫得夠堅決，陳可辛拍得夠老練，楊冪也演得夠扎實——那字字清醒的臺詞，眼神里噴射著的怒火與不甘，至死不休的求生欲，都一滴不漏地傳遞到詹周氏弱小而枯槁的身軀里。

憑著這一個支點，詹周氏在法庭上的翻供，才不是為了反轉而反轉，才有了邏輯上的可能和情感上的支撐。

相比之下，影片最后部分詹周氏的畫外音，那些文化含量過于充分、覺醒意識過于強烈的口號，就像是搭上了讓主題升華的高速直通車。

此時的詹周氏，與前期那個連死尸的頭顱都不敢面對的詹周氏，似乎割裂成了兩個人。

三

但《醬園弄》的敘事企圖還不止于此。光影交錯之間，我們總能瞥見時代的冰山，不時露出猙獰的一角。

最典型的人物當屬薛至武。至少在《醬園弄·懸案》中，他的行為邏輯時常呈現尖銳的矛盾。

他沒有道德底線，雜志副主編拿出五條小黃魚，要他害牢里的主編的一條性命，他接過來，藏好，伸出手來再多要五條，理由是訂單從救人變成了殺人；可另一方面，他又異乎尋常地爭強斗狠。

警察局長趕在日本人投降之前避走香港，他卻猶豫不決，寧愿用船票去跟法官換一個“結案”，理由是詹周氏的翻供讓他丟盡了顏面，非要把這口氣給爭回來。

終日在偽政權里當差，這個人物的底色理應是貪生怕死，可他偏偏對于“哪朝哪代都需要我來維持治安”抱有近乎狂妄的自信和莫名的執念。

如此具有內在激烈沖突的性格，讓這個人物的行為邏輯變得很難用常理去解釋——包括對于詹周氏的強烈仇恨。

難道僅僅因為這個女人，殺了自己的“當家男人”？還是因為在偽政權的畸形高壓生態中，薛警探的心理狀況，早就處于崩潰的邊緣？

究竟是什么，使得一個漢奸把“捍衛男性權威”看成比茍且保命更重要的事情——以至于在大廈將傾時，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拎起槍，進牢房，追殺手無寸鐵的詹周氏？

我并不反對寫人物的反常邏輯——只要寫得夠深夠透，就能激發出真正的新意。但薛至武的狀況是——如果把他看成服務于醬園案的頭號功能性人物，那么現在的篇幅明顯偏多；如果要把他塑造成E.M.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里講到的“圓形人物”（生動立體、血肉豐滿的人物），那至少得通過合適的細節把他的行為邏輯鋪墊清楚。

僅從《醬園弄》的上半部來看，編導賦予這個人物的內容，微妙地介于“扁”和“圓”之間——以至于，當雷佳音把整整一張臉，狠狠地擠壓在監獄的柵欄上時，他也不知道應該把這個人物刻畫得更兇狠，還是更復雜；應該將他的內心世界表達得更含蓄，還是揭示得更透徹。

我想，這不是雷佳音的問題。

四

像薛至武這樣“半圓半扁”的人物與支線，《醬園弄》里應該還有不少，包括在這個故事里的每個關鍵節點都起到轉折作用的西林（趙麗穎），上半部生死未卜的主編（沈佳妮）以及她的敵人副主編（尹昉），還有下半部才會出場的主導翻案的律師葉伯修一家（范偉，張子楓，王陽）。

或多或少，這些都可能會牽涉到《醬園弄》的敘事策略與其總體容量之間的平衡問題。

我記得，《醬園弄》最初傳來的拍攝計劃，是一個四到六集的限定劇，總時長超過四小時。盡管計劃幾經變遷，但我在如今的成片中，還是能依稀看出限定劇的邏輯、框架和人物脈絡。我可以想象，在更大的空間里，這些支線能更舒適地伸展開觸須與藤蔓，彼此錯綜交纏，最終殊途同歸。

所以，關于《醬園弄》的時長問題，要看你從什么角度和標準來衡量。從現有的更接近于限定劇的敘事框架看，這部戲也許不是太長，而是太短。

好在還有一整部一百分鐘左右的戲可以期待。從上半部末尾播放的下半部預告片里，我看到了一些更讓人興奮的、上半部還來不及展開的角度。

比如寄托著翻案命運的那枚轉動的銀元，比如將假發時而戴上、時而脫下的西林說出的那一句意味深長的臺詞：

“我有一個故事，不僅緊跟潮流，而且走在潮流的前頭，你有興趣聽嗎？”

或許，在編導的定義中，醬園案并不僅僅關乎法律、政治或者女權，而是一個具有真正現代性的傳播事件，是敘事干預現實的問題，是“故事”可以殺人、也可以救人的問題，是故事可以描摹現實，更可以制造現實的問題。

在這樣一個故事里，“懸案”懸的是世態，“翻案”翻的是人心——兩者同樣波詭云譎，深不可測。

聯想到本片從開機到上映幾經輾轉的過程，以及全明星陣容的加持，使得這部電影本身也已經演變成了一個小小的傳播事件。戲里與戲外的這番對照，也許會讓下半部的觀影體驗更饒有意味。